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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進程中農村文化自組織的發展機制研究

來源:中機院  時間:2019-06-19  點擊:
  在鄉村振興進程中, 民間文化自組織——自樂班發揮著繁榮鄉村文化、塑造文明鄉風、整合鄉土社會的積極功能, 有效遏制了鄉村衰落趨勢。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地方政府應加大培育民間文化自組織, 通過文化涵養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如何扭轉鄉村衰敗的趨勢, 重塑鄉風文明體系, 成為新時代的重大命題。關中農村的自樂班組織, 有著自主性、靈活性、公益性的特征, 它在精英動員支持下迅速發展又因成員分化而衰落、重生。積極的組織成員、廣泛的地域社會支持和鄉土文化成為自樂班發展的動力機制。在鄉村振興進程中, 民間文化自組織——自樂班發揮著繁榮鄉村文化、塑造文明鄉風、整合鄉土社會的積極功能, 有效遏制了鄉村衰落趨勢。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地方政府應加大培育民間文化自組織, 通過文化涵養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農村文化自組織的發展機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進路
(一) 問題意識
上世紀90年代以來, 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 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 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和精英人才走向城市, 農村的人才、資金等資源大量外流, 農村地區呈現出“空心化”趨勢, 城鄉差距進一步加大。伴以民工潮和現代傳媒的興起, 農民的自主性不斷增強、自我意識不斷提升, 同時這也促生著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個人主義, 鄉村社會出現無公德的個人、孝道的衰落、公共輿論的沉默和灰色勢力入侵等“村將不村”的社會事實, [1]熟人社會網絡亦面臨著分崩瓦解的風險, 基層社會秩序受到劇烈影響, 鄉村社會不斷衰敗, 令人擔憂。與一些鄉村走向頹敗的趨勢不同, 地處渭北高原的L村呈現出一片文化繁榮的景象。筆者調研發現, 該村社會流動程度相對較低, 相當部分青壯年勞動力仍留守村莊, 種植果樹、花椒等經濟作物, 鄰里守望互助, 村莊安定有序。L村民間戲曲愛好者組織———自樂班已運轉20余年, 成為整合鄉村文化、積累社會資本、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自樂班這一民間文化自組織如何實現以上功能, 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又能發揮哪些積極作用成為本文的問題意識。
 
(二) 研究進路:社會資本的視角
本文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對農民自組織進行考察。經濟學中的“資本”進入社會學領域經由布迪厄與科爾曼的發展, 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布迪厄將資本的形式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語言資本、學術資本、社會資本。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現實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 他們與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認識與認知的持續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2]科爾曼則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 認為“他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 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的實體”。[3] (P354) 帕特南將社會資本與社會組織聯系起來, 他指出:“這里的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 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 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
 
學者從嵌入視角對社會資本理論做了有益拓展。例如, 波茨將社會資本視為嵌入的結果, 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5]。羅納德•博特從“結構洞”的角度分析了社會資本的產生, 并將之與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做了區分, 具體化為“權力、聲望、社會資源”。林南認為, 社會資本通過社會關系獲得, 并將其操作化定義為“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7] (P24) 。布朗力圖對已有社會資本理論進行整合, 他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對社會資本進行闡述: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可以稱之為嵌入自我的觀點, 強調個體通過社會網絡 (自我包括在內) 調動資源的潛力;中觀層面上稱之為結構的觀點, 討論社會資本特定網絡的結構化;宏觀層面上稱之為嵌入結構的觀點, 關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觀經濟對網絡中的社會聯系的性質的影響, 對網絡結構的影響以及對網絡構建、變化和轉移的動力的影響。[8]現有社會資本研究基本上從以上三個層次展開, 形成了關于社會資本作為結構性資源的共識。
 
在中外學術交流中, 社會資本理論被介紹和運用到中國鄉村社會研究中。包先康和朱士群、張偉明等學者將社會資本應用于中國鄉村治理研究。包先康依據普特南的定義對鄉村社會資本的內涵進行了界定, 即“熟人關系網絡、村規民約和鄉土信任”[9]。帥慶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信”等規范作為鄉土特色納入社會資本中, 指出鄉村社會資本是鄉村社會中社會成員長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歷史傳統、習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際及組織關系網絡, 這一關系網絡將產生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信任、互惠、合作, 通過信任和互惠最終促進共同體成員之間以共同收益為目的的集體行動。馬得勇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觀念性資源, 認為信任與合作是其核心要素, 互惠、互助乃至寬容是其外圍要素。[11]李佳、鄭曄考察了鄉村精英的社會資本在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的作用。
 
綜上所述, 社會資本理論的概念雖尚不統一, 但這一理論的建構已日趨成熟, 國內學者考察了鄉土社會的社會資本形態、要素及作用, 推動了社會資本理論的本土化。然而, 既往研究對民間自組織如自樂班這一非正式組織的維持機制、積累社會資本的關注不足, 對民間組織促進社會治理和鄉風文明的功能分析不夠, 本研究將采用社會資本視角對之予以分析。本文經驗材料來自筆者及課題組成員2018年8月的駐村調研。

二、自樂班的生長機制與組織特征
L村位于渭北高原東部, 現有耕地2000余畝, 主要種植葡萄、蘋果等鮮食水果, 花椒、核桃等雜果及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世紀之交, 在村干部及種植大戶的帶動下, L村掀起了農產品收購的熱潮, 一大批村民由此致富, 經濟發展迎來了短暫的輝煌。受市場變動的影響, 農產品收購的熱潮退卻以后, L村經濟一度陷入低迷, 傳統的小農經濟面臨著技術與市場的雙重困境, 村民的正常生活難以維系。自精準扶貧全面實施以來, 相關部門及單位在該村實行了產業扶持、生態補償、教育扶智等一系列扶貧措施, 逐漸改變著L村的面貌。與此同時, 沉寂已久的民間文化自組織———自樂班亦煥發出新的生機。

(一) 自樂班的發展過程
L村自樂班是由當地村民自發組成的以表演秦腔等傳統戲曲為主要內容的民間文化組織, 至今已有20余年的歷史, 自1997年至2018年大致經歷了形成、繁榮、分裂、衰落和重生五個階段。

1. 形成期:精英動員 (1997—1998年)
羅家德、孫瑜等強調了“動員精英”在農村自組織形成中的關鍵作用, 認為“在中國這樣的關系社會中, 自組織能否發生的關鍵不僅在于社區自身是否擁有基本的社會存量, 也在于是否存在一個或若干個民間領袖或精英”。[13]杜贊奇在研究中國近代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時指出, 鄉村精英是出于提高社會地位、威望、榮耀并向大眾負責的考慮, 而不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出任鄉村領袖。[14] (P5) 在L村的文化網絡中, 自樂班的形成離不開村莊文化能人的推動。
 
1997年, 原在縣文化局任職的楊明德回到L村, 受到縣文化組織的啟發, 為豐富晚年生活, 寄托對秦腔文化的熱愛, 召集村中喜好戲曲與擅長音律的村民, 組建了自樂班。楊明德不僅是文化能人, 同時也是社會能人。一方面, 他在縣文化局工作, 具有較普通村民更高的知識水平與眼界閱歷, 能夠主動引進外界的組織文化并使之自然無痕地滲透并扎根L村;另一方面, 他相對于L村并非外來者, 他與L村均不需相互融入適應的雙向過程, 這不僅節省了相對封閉的村莊接受和適應外來事物的時間, 而且降低了村莊內部排斥新進文化的可能性。作為L村村民的楊明德, 在村中天然擁有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 并因其在縣文化局的任職經歷被村民視為鄉村精英, 從而具有了高于普通村民的威望與榮耀。因此, 他在村中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 以他為中心的社會網絡隨之延展, 這也使他能夠從中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 用以推動自組織的發生。
 
自樂班的組建在進入現代社會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民間組織重新興盛的L村具有首創意義, 其首創性有二:一是作為民間自組織的自樂班是脫離了政府與市場作用完全由村民自發組織起來的, 不具備明確的經濟或政治目的, 不同于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與村民小組等;二是作為文化組織的自樂班以口口相傳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將傳統戲曲表演及其文化內涵傳遞給村民, 避開了市場化沖擊下的利益追逐, 具有超出經濟意義的文化價值。自樂班的產生對傳統價值體系日趨瓦解的鄉村社會具有重塑文明鄉風和重構鄉土文化價值體系的作用。

2. 繁榮期:廣泛支持 (1999—2003年)
自樂班成立1年后便得到迅速發展, 很快進入成熟和繁榮期。該時期的自樂班, 在資金資源配置、人員構成、運行模式上都已趨于完備, 參加各種演出的機會很多, 并且配有完備的戲服、化妝、樂器、音箱。自樂班在周邊村莊的演出大受歡迎, 源于其組織內生的動力和外部社會的認可。
 
就自樂班組織自身而言, 其動力源泉是組織成員的積極性, 志同道合的村民通過自樂班這一紐帶被聯結在一起, 在相互熟識的過程中產生了共同的組織目標, 即將自樂班發展壯大。這一組織目標與其組織運作形式直接相關, 因剝離了權力和利益的復雜博弈而變得純粹, 從而更易催生出統一的內生動力, 促成組織的發展壯大。這一內生動力的直接表現是, 組織成員在付出排練時間, 出資購買戲服、化妝用品及樂器音響等方面積極性高。在組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 自樂班受到廣泛認可, 村民家中辦紅白喜事, 多會主動邀請自樂班前去表演, 自樂班頻繁地出現在鄉村舞臺, 其成員也越來越多。
 
該時期村兩委也給予自樂班一定的物質支持和精神鼓勵, 成為其迅速發展的一大推力。從整體社會環境的角度看, 自樂班作為一種新生事物突然產生于文化生活趨于凋敝的傳統鄉村, 滿足了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成為其獲得社會認可與支持的重要基礎。
 
3. 分裂期:精英分化 (2004—2006年)
繁榮過后的自樂班并未能逃過一般社會組織盛極必衰的發展過程, 然而在自樂班由繁榮期向衰落期的過渡之間存在著一個分裂期, 該時期自樂班依然維持著表面的繁榮, 但其組織內部已發生結構性分裂, 矛盾重重。
 
短暫的輝煌極大地激發了自樂班成員的表演欲望, 人人爭當主角, 作為特定場域的舞臺的斗爭性特質逐漸凸顯。行動者憑借不同數量和質量的社會資本在場域中展開競爭。根據布迪厄的實踐理論, 場域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 去探究塑造行為的潛在的、不可見的關系而不是常識性范疇所賦予的所謂的“特征”。[15]這時, 共同的組織目標已經屈從于個人及由小部分人所組成的小團體的目標, 組織結構遭到破壞, 分裂為多個利益結合體, 圍繞著角色分配展開競爭。但由于是以主角為主體的競爭, 故而這一利益競爭并非僅限于角色分配層面, 更多在于對組織內部社會階層和地位的追求。角色的重要程度導致了其扮演者所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同, 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階層分化。
 
在鄉村熟人社會, 自樂班主角不僅意味著更多的表現機會, 更意味著在自樂班所覆蓋的甚至整個村莊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 象征著權威、榮譽與聲望。在鄉土社會, 主角的身份賦予扮演者的不是直接的經濟利益, 而是無形的榮耀及情感滿足, 主角可以使他在人前更加“體面”, 在鄉村鄰里之間更有“面子”。所謂面子, 就是指人們在交往關系中獲得的受重視、受禮遇、受關照的感情力量與感情砝碼, [16]在國內學者對于“關系資本”的應用中常作為一種傳統社會資本形式而存在, 主角可以利用通過角色身份獲得的“面子”在村莊其他事務中爭取主動地位。

4. 衰落期:分道揚鑣 (2007—2015年)
自樂班的內部矛盾破壞了其原有的組織架構, 使其從內部開始分裂, 進而走向解體。之所以將該階段稱為衰落期而非解體或消退期, 是因為自樂班作為L村唯一的文化自組織自成立以來便生生不息, 自我繁育, 從未完全消失。組織解體是瞬時的概念, 而衰落更多體現了組織發展下行的一個過程, 這一過程歷經8年, 最終走向的不是組織的消亡, 而是組織的重生, 這背后的維持機制正是本文所探討的重點議題。衰落是分裂的必然結果, 分裂期隱藏在組織內部的小團體逐漸偏離組織中心網絡, 從組織結構中分離出來, 但小團體本身并未完全解體, 成員之間依然保持著若有若無的聯系, 維持這一聯系的紐帶正是共同的戲曲愛好, 這一內生因素不僅在組織成立初期增強了組織凝聚力, 促進組織發展壯大, 更在組織衰落期作為一條聯系著原組織成員的情感紐帶維持著分裂后的小組織的生存。

5. 重生期:組織再造 (2016—2018年)
自樂班的重生是以衰落期的長期積淀為基礎的。由于自樂班成員均為同村村民, 鄰里守望、互通有無, 處于傳統的熟人社會網絡中, 其間牢固的社會紐帶關系不會因為外在組織的分裂而斷裂, 建立于趣緣之上的自樂班的產生基礎即是對于戲曲的愛好, 共同的愛好成為穩固成員間社會關系的重要力量。戲曲愛好者紛紛加入各個尚未崩裂離散的小團體, 促使小團體逐漸壯大, 最終吸收融合了其他同質團體, 形成了新的組織, 自樂班由此獲得重生。重生之初的自樂班由于多年的分裂離散難以回到繁榮期的輝煌, 卻意外地凸顯了其“自樂”的本質特征:成員定期到固定地點排練, 充滿競爭的舞臺回歸日常生活的平靜, 大戲變小戲, 輪流演唱, 不分主配角, 從而消減了其原本場域的斗爭性, 更好地維持了自樂班作為民間自組織的正常運行。

(二) 自樂班的組織特征
根據自組織理論, 社會系統自組織具備開放性、非平衡性、非線性和漲落性四個特征。[17]羅家德認為自組織相對于他組織而言至少具備三個特性:一是一群人基于關系與信任而自愿地結合;二是結合的群體產生集體行動的需要;三是為了管理集體行動而自定規則、自我管理。[18]生長于L村的自樂班受社會環境影響, 具有獨特的自主性、靈活性和公益性。
1. 獨立發展的自主性。
自樂班在傳統鄉土社會的土壤中自我生成、自我發育, 未曾經過復雜的籌備與成立過程, 自主意識較強。在缺乏外力支持和推動的情況下, 自樂班的產生與發展更多依靠的是其內部的力量, 并隨著內部力量的消長而變化, 經歷了從繁榮到衰落再到重生的曲折歷程。盡管缺乏強制外力的自主性曾經導致了組織的分裂, 但在其長達20余年的維持和生長中, 自主性發揮著極大的作用。
2. 不違農時的靈活性。
自樂班是一個相對松散自由的自組織, 沒有嚴格的組織規則, 成員們不受明確而具體的規章制度束縛, 僅是自覺地遵守著組織成員共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無形的自然規范, 這種無形的規范更多是同一制度環境下的社會共享觀念。例如, 自樂班排戲多安排在農閑期間, 平時若成員家中有事或農活要干均可不到, 組織的運作高度服從于農民的生產生活, 具有非強制性及較強的靈活性。
3. 服務鄉民的公益性。
自樂班所生產的是一種公共娛樂產品, 公益性是其最大特征。不同于傳統的“戲班”, 自樂班以“自樂”為目的, 在娛己中娛人, 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報酬, 具有明顯的去經濟化特征。自樂班持續為村民提供娛樂產品, 滿足農民文化娛樂的需要, 與村莊社會保持著和諧穩定的關系, 有效地避開了現代市場的沖擊, 以其獨特而穩固的形態長久地存在于孕育它的L村。

三、自樂班發展的動力機制
處于轉型期的L村, 作為公益性質的自組織自樂班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什么?它如何避開市場化沖擊長久維持穩定的組織形態?下面從自樂班的社會支持網絡中探尋其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 自樂班發展的成員動力
自樂班現有固定成員18人, 演唱8人, 多為女性;伴奏10人, 多為男性;此外有5—6名成員在近年相繼退出, 或是留守婦女搬到城中與丈夫同住, 或是年輕姑娘嫁到村外, 自樂班規模有所縮減。
自樂班成員構成與傳統鄉土社會的經濟文化狀況緊密相關。首先, 在性別分布上, 男性多于女性, 且男性在自樂班中多作為拉弦、敲鼓等伴奏者出現。這與傳統父權社會下男女有別的封建禮教和性別分工有關, 男女兩性在心理和生理構造上的差異使得男性有更大優勢從事農業體力勞動, 在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農業社會, 男性的社會地位相應提高, “男主外, 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不再僅僅局限于維持家庭生產方面, 而逐漸上升至社會地位層面。在尚未被完全現代化的L村, 傳統思想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女性被賦予相夫教子的責任, 不應走出家門參加自樂班一類的社會組織, 而男性則可在勞動之余, 參與一定社會活動。拉弦和敲鼓等樂器演奏相比較唱戲而言, 需要更多專業的技巧。社會給予男性相較于女性更大的自由空間涉及更多家庭以外的社會事務, 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其次, 在年齡分布上, 自樂班成員中50歲以上的有11人, 40—50歲的有3人, 40歲以下的多為已出嫁的年輕女性, 約有4人。2018年以前有兩名20歲左右的女性在自樂班中演唱, 現已出嫁至鄰村。整體而言, 自樂班成員是趨于老齡化, 50歲尤其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居多, 該群體一方面“有閑”, 大多已退出農業生產或結束外出務工, 進入居家養老狀態, 以唱曲拉弦自娛, 充實晚年生活;另一方面, 這一群體較現今30歲以下的年青一代曾更多地接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 許多老人表示, 他們“聽著秦腔長大, 從小就唱”, 對于秦腔文化有著獨特而深厚的情感, 內生的情感驅使他們加入自樂班, 并長期在其中發揮作用。而年齡相對較輕的群體, 多為嫁入本村的女性, 同年齡段的男性大多已經外出打工或從事農業生產, 在“有閑”方面不如女性。這些年輕媳婦在從事家務勞動和簡單的農業勞動之余, 有大量的時間在自樂班中發揮興趣專長, 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
再次, 自樂班成員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一般村民且經濟條件中等, 統計顯示, 自樂班現有成員大多為退休教師、工人等, 有一定的音樂才華。在L村這個存在大量貧困戶的貧困村中, 自樂班成員卻均非貧困人口, 依據眾多致貧原因來對其成員構成的階層特征進行分析, 原因有二:第一, 自樂班成員或許不算村中的富人, 但他們基本的衣食住行能夠得到滿足, 不必再為了自己或家人的生活而奔波, 當物質不再作為他們的第一需求而存在時, 精神娛樂方面的需求才能逐步凸顯;第二, 他們擁有健康的身體條件, 在醫療衛生相對落后的農村, 疾病是一個重要的致貧原因, 參與自樂班進行排練與表演均需一定的體力, 故而健康的身體是其成員所應具備的一項必要條件。

(二) 自樂班發展的社會動力
1. 家庭成員支持
自樂班成員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村, 類似于自樂班這樣的公益性社會組織并不會被納入社會生活的主要領域, 但在L村卻發生了相反的現象, 生活面向依然朝內的相對保守和封閉的村民對于家人參加自樂班給予了一定的支持, 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的支持是相對于反對而言的, 或許并非利他性的強烈支持, 但至少是不反對和默許。其中最值得強調的是, 年輕媳婦參加自樂班得到了公婆的支持。
由于鄉土社會中老人地位較高, 一般不會受到子女的阻礙, 而子女尤其是年輕兒媳參加自樂班也未受到老人的阻止,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L村老一輩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正在消解。在傳統農村社會, 長輩是決不允許兒媳外出參加社會組織與活動的, 不僅是因為要求兒媳恪守婦道, 操持家務, 更是因為社會上的組織與公共活動往往淡化了男女界別, 尤其是自樂班這一類的戲班組織, 在“真真假假假亦真”中的表演中, 男女兩性極易越界, 發生感情。自樂班中年輕媳婦得到家庭的支持, 體現出農村的社會文化領域正經歷著轉型和變革。
2. 村域社會支持
自樂班成立以來, 迅速得到了所在農村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包括情感和物質兩個層面。其一, 自樂班成立之初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吸引了村民的興趣, 通過精彩的表演獲得了鄉里的認可, 越來越多的人到場欣賞他們的表演甚至請他們到家中協辦紅白喜事。這份情感層面的社會認可對自樂班的發展壯大有極大的激勵作用。其二, 自樂班得到了來自村委會的物質支持, 村委會為自樂班提供了音箱等一系列配套的小型設備, 用以表達對之合法性的認同, 以適當的物質支持促進其進一步的發展。
地方的物質支持建立在社會認同的基礎上, 這一認同包含著對其合法性地位的承認和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認可。代表村莊權威的村委會對自樂班持有較為堅定的肯定態度, 這使得自樂班成員在微薄的物質支持中感受到了飽滿的情感支持, 在建基于情感愛好的民間自組織中, 情感支持在滲入組織的過程中往往被組織成員無限放大, 從而發揮著遠大于物質支持的作用, 促進自組織的長久維系。

(三) 自樂班發展的文化動力
“自樂”即娛樂自己。自樂班成員均是樂器和秦腔愛好者, 參加自樂班是出于興趣而非利益, 他們不求工資補貼, 甚至自備樂器參加演出目的在于娛己, 具有去經濟化的性質。自樂班解散后, 分裂的松散小型自娛團體依然得以存留, 為自樂班的重組奠定了基礎。這種從個體身上迸發的對唱戲的熱情是維持自樂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自樂班的發展壯大是基于村莊的輻射效應, 由于自樂班經常在村莊各地表演, 豐富的戲曲內容激發了村民的興趣, 許多人“聽著聽著就想唱了”, 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村民作為新成員加入其中。作為一個文化性質的自組織, 自樂班產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僅源于組織成員, 更源于其所傳播的文化的生命力。前文已經提到, 自樂班成員中的一大組成部分是退休教師, 文化程度較普通村民高, 可被視為地方文化精英。而作為經典文化的秦腔表演依然采取著“演出-觀賞”的傳統形式, 演出是精英間合作的產物, 可以說是精英的集體的文化思考和表達[19], 這種精英主導的文化形式阻礙了觀眾的表達與參與。但在流行文化日漸興起的背景下, 經典文化在民間的表達形式亦發生了轉化。自樂班的文化形式對傳統的精英與觀眾的二元對立模式進行了中和, 去除了其中具有隔離作用的有形的專業性舞臺, 使得精英與觀眾處于同等的文化空間內, 生于鄉土民間的秦腔并無過高的演唱技巧, 在傳唱中即可習得, “聽得多了就會唱了, 想唱了就去唱兩句”, 普通聽眾與參與表演的文化精英之間的壁壘被打破, 兩者身份的轉換獲得可能。
經典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正義、和諧、美善等正面內涵符合社會發展方向, 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文化本身的優質性成為文化組織合理性的基礎, 以其堅固的文化內核支撐著外在組織形式的維持和發展。

四、自樂班在鄉村振興中發揮的功能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鄉風文明成為鄉村建設的重要目標, 如何發掘本土資源塑造文明鄉風成為一個時代命題。L村自樂班成立20年來, 經歷了組織蝶變, 與此同時, L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外流, 然而該村并未走向日趨衰敗的道路, 這與自樂班的持久運轉、文化涵養密不可分。在鄉村振興進程中, 自樂班發揮著繁榮鄉村文化、塑造文明鄉風等功能, 不斷促進鄉土社會的整合, 以應對快速變化的現代社會。

(一) 繁榮鄉村文化
現代文化在城鎮化背景下以勢不可擋的力量沖擊著鄉村文化, 然而, 鄉村文化固守著或大或小的獨立空間, 不斷地進行自我繁育與再生產。在L村的狹小社會空間內, 自樂班的產生挽救了鄉村文化的衰頹趨勢, 由點至線再到面完成了鄉村文化的再造與繁榮。
自樂班所表演的秦腔形成于秦, 精進于漢, 昌明于唐, 完整于元, 成熟于明, 廣播于清, 幾經衍變, 蔚為大觀, 是相當古老的劇種, 堪稱中國戲曲的鼻祖。[20]位于關中地區東部的L村正是后秦腔的發源地, 因而具有秦腔文化的深厚歷史底蘊。秦腔在L村代代相傳, 老一輩人大多是“聽秦腔長大的”, 他們作為自樂班的主力成員, 突破了內容與形式而賦予秦腔更多的農民情感。在民間藝人漸少的同時, 專業化的秦腔表演藝術家亦遠離民間, 登上了國內外的專業舞臺, 使得秦腔文化漸漸從其生長發育的鄉土社會中退出, 在基層民間面臨著凋敝的局面。自樂班的出現挽回了這一局勢, 它摒棄了市場化的經營模式, 直接以表演形式將秦腔這一公共文化產品呈現在村民眼前, 不需華麗的舞臺與高額的入場券, 在村口、巷道、門前無處不見他們的身影, 他們在“自樂”中承擔起傳統民間藝人的職能, 同時又摒棄了民間藝人的經濟化特征, 以更加原始和純粹的方式傳遞著秦腔文化。由此, 自樂班在L村勾畫出以秦腔文化為核心的現代鄉村文化起點。
 
不同于廣場舞等一般的娛樂活動, 秦腔除其表演形式的文化價值外, 其表演內容有著更加深刻的內涵, 承載著傳統文化中有關正義、孝道、善惡是非、為國捐軀等情懷精神。自樂班以口耳相傳的形式, 將傳統文化精華化為通俗易懂的秦腔戲, 在面臨著現代化沖擊的村落中傳播忠孝節義與家國情懷, 并將之轉化為社會生活的道德規范, 稱得上一項村落社會道德建設工程。
 
李鵬程和倪志娟則認為:“所謂文化整合, 是相對于文化失范和文化不協調的前提情況而言它既是指一種文化內部的各種文化特質和各個文化層面按一定秩序相互結合并在功能上達到相互協調的過程, 也是指多種文化在接觸、交流、沖突等矛盾交織的過程中, 通過調整、適應、創新、融合等文化實踐手段在物質層次、制度層次以及精神、心理等深層次上逐步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公共體的過程。”[21]自樂班產生作用的載體是L村特有的鄉土文化, 其內部蘊含著由于血緣、地緣或是階層分化而導致的不同文化特質與文化層次, 在具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文化中形成了某種張力。自樂班使雜亂無序的文化相互協調、融合, 形成了能夠代表村莊社會主流意識的精神文化, 極大地增強了村莊的凝聚力。

(二) 塑造文明鄉風
伴隨著農業文明的衰落, 產生于傳統熟人社會的鄉風也面臨著現代性危機———喪失原有的完整形態。自樂班作為民間文化自組織, 本身并不具備文明規約的作用, 卻通過組織運行完善鄉村社會網絡, 產生密集的社會資本, 促進熟人社會的和諧穩定。
在社會資本的產生問題上, 狹義和中層的概念都強調社會資本來源于關系網絡結構, 更深入一層的研究認為社會資本來源于促進合作行動的規范、網絡以及信任。[22]自樂班成員在排練和演出的過程中產生了社會交往與情感交流, 在地緣聯系的基礎上建立并加強了他們之間的趣緣紐帶。組織外部的村民亦能通過觀看表演建立起與內部表演者之間的聯系, 促進了彼此的交往與熟識, 使得傳統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更加緊密。
 
在費孝通對熟人社會的定義中, 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 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23] (P6-7)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鄉土信任來源于對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重復熟悉中的自覺遵從, 具有天然的非契約性質, 一個擁有較多鄉土信任的人通常被認為有較高的威望, 能夠在鄉土社會的各項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在彼此信任與互惠的前提下, 自樂班成員自發地出資購買樂器設備, 提供自家門前空地作為表演場地。此外, 在L村仍然保持著諸多集體文化活動, 如每逢春節、端午、七夕、中秋等傳統節日, 以巷道為單位的村民便自發組織起來進行祭祀拜神活動, 各家各戶出資搭棚, 自備水果、花生等祭祀貢品, 邀請自樂班在所搭建場地表演。在轉型中的鄉土社會, 自樂班就像一個楔子, 它的一次活動就是對鄉土社會關系網絡的一次小范圍整合, 在公益性組織的示范下, 村民間的互惠不斷增加, 共同促成鄉土社會公共道德規范的回歸, 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結束語
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加劇了城鄉人口流動, 越來越多的農村精英外流, “空心村”危機凸顯。伴隨著鄉村人口外流, 熟人社會網絡逐漸縮小, 鄉村社會資本存量大大減少。L村能夠在此趨勢中仍保留著其原有的熟人社會形態, 得益于孕育于其中的民間文化自組織———自樂班的持久運轉。自樂班通過“排練-演出-觀賞”多方互動的文化形式增加了組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內部成員與外部觀眾之間的熟識度, 將現代化浪潮中走向疏離的村民重新納入熟人關系網絡, 找回了鄉土社會原始的“熟悉感”, 產生了大量的社會資本, 如鄉土信任、合作、互惠、寬容等, 用以化解鄉土社會中的矛盾及沖突, 鞏固既有的公共道德規范并使人們自覺遵從, 避免走向倫理道德觀的虛無主義。
 
如何扭轉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才、資金外流的衰敗頹勢, 全面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新時代的重大議題。我們認為, 各地應當基于鄉土社會傳統重塑蘊含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鄉風文明體系, 規范鄉村民眾行為, 凈化鄉村社會風氣。地方政府應大力培育民間文化自組織, 提供適當物質與情感支持, 挖掘并激發組織維持和發展的內生力量, 重構鄉土社會的熟人關系網絡, 增加社會資本存量, 通過文化涵養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作者:周丹丹 魏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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